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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攻入咸阳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里的“图书”指的是地图和文书档案，它和我们当前所说的图书是有区别。进一步探求“图书”一词的渊源，可追溯到《周易·上系辞》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这个典故上来，它反映了图画和文字的密切关系。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和文字确实是紧密相连的。

古人称各种文字形态为“书体”，写字的方法为“书法”，“书”字还被作为动词，当“写”讲，如“罄竹难书”“奋笔疾书”“大书特书”等等。以后，“书”便进一步被引申为一切文字记录。如“书信”“文书”“刑书”“诏书”“盟书”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于图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到了当前，人们已经不再把一切文字记录都称作“书”了。例如文书、书信、诏书、盟书，虽然都带有“书”字，但已不包括在图书的范围之内。古文记载，其内容多是记事性质的，如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其作用主要是为帮助记忆，以便需要时检查参考，其性质相当于后世的档案。

以后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些记录的材料可以改变成总结经验、传授知识的工具。于是便出现了专为传授知识、供人阅读的著作。这样，图书一词便取得了较新而又较窄的意义。到后来，凡不以传播经验、传授知识、供人阅读为目的的文字记录就不算图书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文字来宣传思想，传播知识，同时也逐步地形成了一套书籍制度，而处理日常事务的文件又形成了一套文书制度。于是，图书与档案就逐渐被区分开了。

在中国古代，人们曾对图书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从图书的内容方面出发的就有：“百氏六家，总曰书也”（《尚书·序疏》）。从图书形式上出发的则认为：“著于竹帛谓之书”（《说文解字·序》）。显然，这些定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的，不可能对以后的发展作全面的概括。

但上述定义已经正确地揭示了当时书籍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并且把“书”看作是一种特指概念，把它与原始的文字记录区别开来。经过了长达数千年演变，作为图书内容的知识范围扩大了，记述和表达的方法增多了，使用的物质载体和生产制作的方法发生了多次的变化；因而也就产生了图书的各种类型、著作方式、载体、书籍制度以及各种生产方式。 所有这些，便促使人们对图书有了较系统而明确的概念。

从竹木简牍到当前的各类图书，不管其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只要认真地加以考察和分析，就可以看出它们都具有下面这样几个要素：

与其它出版物相比，图书的特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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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出版专业术语，其它行业都不这么用。

“码”就是指数量的多少，“洋”代表“钱”，“码洋”就是“多少钱”。书刊的每一本上面都列有由阿拉伯数字（码）和钱的单位（洋）构成的定价，相乘的定价总额，一本书的定价或一批书的总定价，其货币额俗称码洋。“码洋”是图书出版发行部门用于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的词语，码洋主要是指出版物价格的总和，即定价*数量的总和。图书出版发行部门指全部图书定价的总额。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就是实洋，实洋就是码洋*折扣后的数字，即打折过后的价格；复本就是同一种书的数量。

1988年以前图书价格是国家规定的，按印张数计算，比如说每印张0.11元，考虑到很多学术性较高的图书或发行量不大的科研图书成本较高，之后是按利润上下限订价，1993年后国家放开了图书价格，除教材、课本外图书价格由出版社自行规定的，一般图书定价包括选题策划费、编辑费、审校费、印刷费、质检费等，质检需严格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规定。

CIP就是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它是英文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的缩写，指依据一定的标准。为在出版过程中的图书编制书目数据，经图书在版编目产生的并印刷在图书主书名页背面的书目数据称为在版编数据。

出版社对图书需求的针对性不足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受访者在前一题选择“图书市场不能满足其需求”的同时，又选择了“老年图书市场图书数量较多”的选项。我们分析认为：这种选择恰恰反映了老年图书市场供需不对称不均衡的现象。虽然市场上老年图书数量众多，但部分老年读物并不符合老年人的现实阅读需求，有针对性适销对路的图书不够多，导致了有书却无用的结果。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出版社在图书出版中，存在着盲目策划和缺乏市场调研的现象，这不仅仅会使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从社会层面上说，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老年图书虽然数量众多，但种类还明显不足。在走访书店和老年群体时我们发现，老年人图书大多局限在养生保健类、文学小说类、历史人物传记类，其他类别数量较少。还有不少受访者反映，某些图书的文字太小，根本无法看清，可见出版者应该多多考虑老年人身体状况，“大字号”应该成为老年图书必备的要求之一。

老年图书缺乏品牌与特色

在我国，可以找到很多具备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出版社，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打造出了在读者心中具备较高认可度的自身品牌。有些是在出版特色方面，以出版社为单位，形成了品牌优势：如以出版经济管理各类读物为主的企业化出版机构中信出版社；以出版辞书与学术书籍为特色的商务印书馆。有些是在图书品牌方面，以出版的图书系列为大家所知：如以一部《花季·雨季》红遍全国的海天出版社，以此为契机，出版了“花季雨季”系列品牌图书。

中国报告网在《中国老年图书出版社市场态势调研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13-2017）》中显示，而在老年图书领域，全国只有一家专业化的老年出版社———华龄出版社，即使它是专门为老年群体服务的出版机构，但针对于老年人需求出版的图书种类也十分有限，甚至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阅读习惯等，为老年人打造的图书系列和图书品牌更是少之又少。

书店服务欠缺，营销意识落后

调查中我们发现，武汉地区的一般大型图书零售店（如崇文书城、光谷书城等）和普通民营实体书店均没有设置老年图书阅读专区或专门的书架，相比较于为儿童图书开辟的大块专区，老年人只能在几类社科类图书专区之间来回取阅选取，导购的服务也欠周到。而这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身体健康和行动不便等因素，忽视了老年群体的人群特殊性。除了没有设置老年阅读专区外，尽管大部分书店逐渐认识到老年图书营销的重要性，但专门针对老年图书的营销活动方式还是较为缺乏，主要还是通过购书打折、送礼等促销手段来进行营销，并无新意。这说明书店对于老年群体特殊性的意识和把握还不够，在营销观念的改进和创新上还存在着不足。

社会阅读氛围薄弱

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开展的全民阅读调查，2010年，我国国民每年人均阅读图书仅有4.5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以色列的64本，数字悬殊之大让人愕然。而2012年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比起2010年又有所下降。从国民阅读量，我们便可以想见老年阅读量，情况更不容乐观。在走访中我们也发现，某些出版社和书店对老年图书市场情况并不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虽然老年群体基数大，但老年人对图书的需求并不强烈，阅读的大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而阅读环境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很多出版社和书店曾经也尝试进入老年出版市场，但最终都以默默无闻收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出版图书110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7.76册（张）。2023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2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出版各类报纸266亿份，各类期刊20亿册，图书114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8.09册（张）。

2024年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出版出版图书119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8.40册（张）。